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6篇

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6篇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疫情防控工作存在问题隐患及意见建议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全面推进，防控力度持续加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防控工作存在问题隐患及意见建议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全面推进，防控力度持续加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扛起疫情防控责任，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以令行禁止彰显责任担当。

　 一、关于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回民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玉泉区石东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疫情防控责任落实不力的问题

　 2020 年 2 月 7 日，内蒙古电视台新闻天天看栏目曝光了我市部分小区，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存在夜间无人值守或设卡不严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所辖呼哈路社区，回民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所辖光明路社区，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事处所辖六中社区，石东路街道办事处所辖苁蓉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未严格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一部署要求，落实落细疫情防控“五级责任”体系，没有对小区出入人员及车辆进行全面细致排查登记。

　 其中，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所辖呼哈路社区的通和小区，存在对进入小区人员不测量体温、对出入人员及车辆不做登记、未登记住户车辆信息等问题;回民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所辖光明社区的光明小区，存在夜间无人值守和大门敞开的问题;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事处所辖六中社区的二建住宅小区、六中宿舍小区及石东路街道办事处所辖苁蓉社区的烟厂苁蓉小区，存在卡口失管漏控，夜间无

　人值守和大门敞开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存在隐患，也反映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工作不实、履职不力的问题。

　 经市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对上述 4 个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进行全市通报批评，责令对相关问题迅速进行整改。向新城区委、回民区委和玉泉区委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责令 3 个地区党委进一步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落实防控措施。责成新城区纪委监委对包联呼哈路社区的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李培智，呼哈路社区居委会主任李军立案审查，给予党纪处分;对呼哈路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茂林予以免职。责成回民区纪委监委对包联光明社区的回民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沈红、光明社区党总支书记黄潇瑜立案审查，给予党纪处分;对光明社区居委会主任张碧珂予以免职。责成玉泉区纪委监委对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郭文杰，包联苁蓉社区的玉泉区石东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贺文杰，兴隆巷街道办事处六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马勇新，石东路街道办事处苁蓉社区党总支书记韩瑛立案审查，给予党纪处分;对苁蓉社区居委会主任李雨然予以免职。

　 二、关于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街道办事处瑞光社区党支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弄虚作假，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2 月 9 日，市委暗访组深入该办事处所辖瑞光社区的禾太小区，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暗访督导，期间调阅了该小区 4 名楼栋长、单元长名单，并联系询问工作情况，发现上述4人从始至终对其担任楼栋长、单元长一事不知情，且1人为外地返呼人员已居家隔离、1 人已两年未在该小区居住，根本无法承担相关工作。瑞光社区党支部存在入户调查工作不细不实，未做到登门入户登记，临时打印名单等问题。针对市委督导组发现的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街道办事处瑞光社区临时打印楼栋长、单元长名单，弄虚作假的有关问题。

　经市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对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全市通报批评;责成赛罕区纪委监委对乌兰察布东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赵剑锋、主任李云霞进行诫勉谈话;对包联瑞光社区的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孙月秀，瑞光社区居委会主任郭琳立案审查，给予党纪处分;对瑞光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军予以免职。市纪委向赛罕区委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责令其对有关问题举一反三、迅速整改。

　 通报中指出，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社区防控排查任务十分艰巨。以上问题的发生暴露出我市个别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推进疫情防控工作中仍然存在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不强、措施不深不细，工作弄虚作假，还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工作职责，认真查找问题短板，严格落实社区管控措施要求，严格落实六级防疫响应机制，建立健全各级防控组织，落细落实各项防控要求，及时准确填报各类资料数据，决不能出现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等问题。严格规范社区设卡登记行为，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积极深入一线、主动靠前指挥、奋力担当作为，以“在状态”的责任担当，以更加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迅速行动、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切实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打赢首府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疫情防控工作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擅离职守、敷衍塞责等失职失

　责行为，把反对和纠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点围绕贯彻执行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只说不干，不认真履行靠前指挥责任，对疫情形势认识不清，对疫情防控工作底数不明，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投入不深入不扎实，热衷于刷标语、喊口号、作表态等问题，加大监督执纪力度，一经发现严肃追责问责，及时通报曝光，坚决以铁的纪律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疫情防控工作存在问题隐患及意见建议

　 春节以来，基层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控疫情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多措并举，抓细抓实，形成了上下同心、齐聚力抗疫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对基层乡村疫情防控的调研中，有以下四个问题应引起市、县领导关注。

　 一是基层群众存在有侥幸心理。不少基层群众疫情防控意识淡薄，总认为本乡本村还没有出现肺炎疫情，上面整天喊“狼来了”，但“狼”始终没有来，疫情离自己还很远，不同程度存在有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造成了“上面要求紧如弓，下面防控一阵风”。

　 二是基层干部存在有松懈思想。对于一些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侥幸心理，乡村干部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引导，放任自由，村民在村内街道上三五成群扎堆集聚，闲聊侃大山、玩纸牌、打麻将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乡村超市没有坚持天天消毒，对销售人员、购物者要求不严，不佩戴口罩随意出入;个别村设立的疫情防控卡点不能做到从严把守，有外地车辆和人员托关系、找熟人过卡入村现象，这些都给疫情防控带来一定问题。

　 三是基层干部、乡村医生有厌战情绪。由于近期天气寒冷，半个多月来的防控值守，乡村干部身心疲惫，防控卡点的白天值守相对严格，夜晚值守有所松懈，

　给外来车辆和人员有可乘之机;对隔离人员的监管、街道上村民的扎堆集聚，劝返工作有所放松;一些乡村医生每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为居家隔离人员测量体温、登记信息，对这项单调的工作已经厌倦，存在有草率应付思想。这些都与上级要求和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格格不入。

　 四是疫情防控物资匮乏。口罩、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紧缺，要求群众出门佩戴口罩，一些村民说哪里都买不到，给基层疫情防控造成难题，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基层干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市、县党委、政府引起高度重视。

　 要教育引导基层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加强疫情防控对于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重要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落实习总书记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补足短板，强化弱项，完善举措，狠抓落实;

　 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标语、微信、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广泛向群众普及疫情防控知识，让群众自觉行动起来，克服侥幸心理，积极配合党委、政府防疫情、断毒源，不扎堆、不集聚、不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真正使疫情不扩散、不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妥善解决好疫情防控物资短缺问题，解决好基层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生活待遇问题，为基层干部、乡村医生再鼓劲、再加油，让他们轻装上阵，再显作为;

　 要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表现突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要及时总结，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让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要进一步严明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对失职失责，造成疫情扩散蔓延的干部坚

　决追责问责，鞭策基层干部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严而又严的作风，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中打一场漂亮仗。

　 1 月 21 日，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会议进行安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力开展各项工作。截止目前，我县已排查某人，实现了全覆盖;其中武汉返乡人员某名、发热人员某名，经专家组诊断已排除被感染，目前全县情况稳定，没有出现疑似病例。

　 一、加强领导组织。按照省、市要求，我们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相关县领导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某专项整治组，包括综合协调、全面排查、站场防控、车辆安检、市场管控、医疗救治、物资储备、环境整治、舆论管控、社会稳定、纪检监察、督导检查等。每个领导小组至少由一名县领导牵头，统筹全县相关单位，协同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县党政领导、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一线工作人员全部取消休假，坚持在岗在位在状态，确保一旦出现问题，能够迅速应对处置。

　 二、完善体制机制。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每天晚上 8 点半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研究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武汉返(来)某人员排查工作规范流程图》《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摸底排查报告制度》，进一步规范操作流程，对武汉返(来)某人员每家每户制作居家隔离提示牌，同时实行了“三包一”制度，分别由 1 名医护人员、1 名村干部、1 名乡镇干部进行包联，进行 24 小时监控。

　 三、设立定点机构。按照上级要求，我县将某医院设为定点救助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已经启用;成立医疗救治和疾病防控两个专家组，及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诊断、治疗提供科学的指导。同时，为进一步做好防控，我县提前谋划安排，选定远离城区外的一所私立医院进行改造，设立隔离集中救治楼，

　进一步完善救治条件和疫情防控措施。

　 四、全面摸底排查。一是安排公安、交通、交警、卫健等部门，在 3 个高速口设立排查点，对所有车辆进行严密排查，严禁携带活禽车辆进入县内，并对车上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同时，组织人员力量，对商场、广场、车站等人口密集场所进行清洁消毒，特别是对农贸市场进行重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行为。二是取消了大型聚集活动和走亲串门习俗，全县宗教场所、旅游场所全部暂停开放，旅行社及分支机构、网吧、影院、书店等经营单位全部关闭停业，县域内公交、出租汽车全部暂停营运，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课，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聚集。三是由各乡(镇)村、卫生院、村医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进村入户排查返乡务工人员(特别是武汉方面返乡人员)，重点检查体温是否偏高，是否伴有发烧、咳嗽、乏力等症状，每个人员都“建档立卡”，每天定期进行检查，持续跟踪到底，一旦发现发热症状，立即送往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篇二：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防控中 基层治理 存在 的 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作为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系统，被迅速动员起来，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但同时，“疫情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体系运行的短板和不足。

　☆ 法治精神和思维未得到充分的遵从 为应对疫情风险，各地进入战时应急秩序，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出台了封闭社区、隔离处置、物流管理等限制性政策，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个别地方 出 现 了 “ 去 隐 私 化 ”“ 方 法 极 端 化 ”“ 行 为 暴 力化”“扩大化”等违法管理现象。

　客观地讲，疫情所造成的心理恐慌以及防疫要求的压力传导，使得基层更加偏向严格、严厉的属地管控措施；而危机时期，上级放宽了对基层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加强社会对违规行为的管束力度，这赋予基层更多、更宽泛的行使执法权空间。但是，个别地方缺乏对法律和国家政令的必要敬畏，出于机械刚性、“一刀切”、简单粗暴的管理思维和行为方式，置基本法治精神于不顾，恣意妄为，采取地域歧视、过度限制通行、扣留物品、暴力管控等非理智的执法手段。

　这些有损人格尊严保障、违背基本法治原则的执法行为，虽然出发点是保障应急状态下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但简单粗暴行为不仅影响到基层的政社关系，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冲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依法治国制度，伤害了民众对基层治理法治精神的信任基础。

　☆ 疫情防控暴露出基层治理的能力短板 基层治理位于国家治理“末梢”，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受限于基层的地位和现有体制设计，抗击疫情中的基层治理存在一系列制度缺陷，也暴露出基层治理能力短板，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首先，权责关系不对等，权责分立，降低了基层对复杂治理环境的回应能力。尽管行政系统运行倡导简政放权原则，但基层运转的基本情形是“事”与“权”的张力存在，表现为“有限权力，无限责任”“事权下沉，实权上移”，基层回应“一线”问题时被授权可动用的决定、执法、财政、资源、协调及考核权力十分有限，在发现问题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之间形成了缺口，影响反应和处置的快速性。同时，由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系统狭窄，基层声音微弱，甚至有心无力，对来自一线问题性质识别、判定、裁决存在时滞性，使得本具属地信息优势的基层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和回应能力欠缺。

　其次，社区居民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目前社区防疫系统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方式推动，在人力配置上主要依托社区工作者、干部下沉社区和社区党委、居委会动员党员志愿者的调集，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并未得到有效跟进，社区社会组织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情况下，面对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繁重的工作任务，社区工作者千头万绪，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服务功能。同时，社区工作的职业化水平与精细化管理能力不高，社区工作者难以获得物质激励与心理认同等，也是造成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偏差的重要因素。

　最后，依赖技术治理，技术工具使用表面化，忽视线下实质性社区互动及群众工作能力。技术工具需要服务于为居民分忧解决问题，有效动员、联系、组织居民，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目标，而非追求工具本身的目的。但是，一些社区技术工具使用的目标被置换，社区网格和数字平台仅限于上报数据和问题，满足于自身被考核要求的工作量，而不是运用社区人际网络，扎实地做好联系与服务群众的细微工作，构筑有韧性的社区自我管理和协同治理的平台，这使得基层治理偏离社区内涵式发展的轨道，造成基层工作脱实向虚，“内卷化”成为形式主义。

　☆ 形式主义问题困扰基层治理

　党和政府始终如一地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反思形式主义带来的危害。然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依然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问题。最让基层工作人员头痛不已的恐属“表格抗疫”，统计、填写、上报“三板斧”。在征询信息过程中因要求的口径不同，致使相当多的数据重复填写，同一数据重复性填报问题较为严重；而个别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淡漠，为规避矛盾，罔顾事实，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瞒报漏报，推诿责任，加剧了基层形式主义问题。

　形式主义顽疾给基层带来沉重的压力，使基层偏离解决问题的工作重点，也让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形式主义核心特点是隐匿性，更有甚者以遵循公共利益和遵守规章制度为名，“一刀切”，脱离实际；兴官僚做派，做表面文章；遇事推诿，政绩观扭曲；唯上而不唯实，等等。这不仅损害基层工作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真抓务实的价值导向，还逐步侵蚀着基层干部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担当意识。

　☆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且自主治理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社区疫情防控基本上依靠行政动员模式推动，依赖于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这反过来衬托了社区自治秩序的无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精神、意愿和能力偏弱，参与治理的意识普遍不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只有一部分社区党委、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积极行动，盘点社区居民实际困难，对接居民需求，发动社区志愿者，自谋方法获取稀缺物资，组织了较为有效的社区自救，而许多社区都少有实质性的社区防疫参与，仅是依循行政管理办法。

　居民参与及自主治理意识不足，是基层长期没有突破的瓶颈问题。目前，社区治理处于比较严重的行政化状态，社区常常被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居委会及社区工作者角色地位尴尬，从属于政府科层组织，其工作职责主要是承担科层组织下达和派发的工作事务，但同时其所获得的赋权和授权极为有限。这种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使得 社区居

　民自治组织角色转身困难，难以将主要精力投放到关注社区共同体的治理问题及其涉及的利益，运用创设议题、协商议事、社会组织创投、邻里互动等工具，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自主治理等治理活动之中。不推动社区自主治理，就无法摆脱基层治理中居民主体观念、个体责任与共同体规则意识淡薄，政府大包大揽、基层干部被质疑又无力应对的循环往复状态。

　疫情防控常态下， 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检视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暴露的主要问题，目的在于反思治理的得失，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国家治理制度设计对于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应通过进一步赋权、分权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层治理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激发社区治理的自治活力，有效动员居民参与，增进居民主体性观念，全面提升我国基层治理的效能。

　▲ 强化基层执法的法律底线意识与法治思维 反思疫情防控时期偏离法治轨道的执法现象及其产生机理，更加凸显国家治理加强法治建设，彰显法治思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升基层治理行政执法法治化水平，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一方面它要求基层执法者面对相对人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的基本法律精神，遵从合法合规和正当程序的执法原则，不断增进执法行为的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执法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它要求执法者建立基本权利观念的伦理排序。作为对行政相对人行为主体实施法律裁决的基层执法，其倚重倚轻的行为选择和对公正性的价值评判，实际上折射出执法者在多价值冲突中的伦理观念排序，反映出执法者在依法合规基础上把握执法合理性的能力，这涉及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观念及其认知，包括隐私权利、人格尊严权利、免于歧视权利等价值的尊重，包括对行为基于善恶动机的判断，包括用人性化的方式处理纠纷问题。

　▲ 平衡自上而下推动与自下而上创新的关系 疫情防控非常时期，主要依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决断、工作指导、任务分配、资源整合形成集中统一、快速有力的目标和行动。但同时，各地情势的差异化以及治理问题的独特性，又势必要求各地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应自身需要的灵活性施策方案，以提高针对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必然要求经由授权和分权，增进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创新能力。

　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在于充分认同基层了解问题事实、掌握一线信息并拥有社会网络资源的优势；重在关注基层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倾听基层的倡议和建议，将重要问题吸纳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之中。另外，还应自上而下地鼓励基层探索和实验，激发基层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容忍探索中非主观恶意的错误。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协力，才能使基层治理“一刀切”、“形式主义”、被动作为甚至不作为等问题得以改观。

　▲ 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破解基层治理 “ 条块矛盾 ” 及“ 碎片化 ” 问题 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低层的属地管理组织，处于条与块管理的交汇点上，承担着条线下沉与属地所有的多重管理事务，由此产生责权分立以及诸多形式主义问题。克服基层治理的体制性矛盾，需要不断深化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更进一步合理配置行政组织的职能、权力、责任、资源，从制度上保证责权匹配相称。

　一方面，通过大部制、“放管服”等简政放权改革，理顺并整合管理职能，在纵向层级上更加清晰基层治理的服务主责和履职边界，界定区县、街乡、社区的责任关系，逐步走向法定化的权责配置；另一方面，运用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整合治理资源，分享信息，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渠道，避免基层治理的多头、重复管理的弊端，提高基层治理的效能。

　▲ 以党建引领为支点，撬动并发展社区居民的自主治理

　在党建引领下，运用社区得天独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将社区多元的治理主体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推动居民参与到社区问题解决和社区事务管理之中，防止社区高度“行政化”与“悬浮化”，增强社区自主管理的能力，是构建社区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方向与重大任务。

　在治理模式上，一些社区探索出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社区社会功能重建目标相互交织的路径，撬动、组织社区治理力量，推进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形成。在治理途径上，社区挖掘带动居民的积极分子资源，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征集、倾听意见，搭建需求表达和协商议事的平台，最终达成社区议事规则与居民公约，激活社区的自治能力。

　▲ 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环境，释放多层次的激励措施 基层治理制度运行最终需要“人”的行动及其执行能力，缺失“人”的动力和责任感，都可能使制度“饮鸩止渴”。基层工作人员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同时对民众诉求“有求必应”的工作场景之中。高强度工作压力、多维度考核要求、监督力度加强、职业发展进路狭窄等多重因素，既强化了基层工作人员竞争性，也造成了他们职业倦怠，如动力不足和枯竭感等等，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和进取心。

　因此，在加强责任约束、伦理教育的同时，党和政府也需要给予这支队伍多方面、多层次的关怀和激励，为其提供良好的从业环境。除资源下沉、福利改善和职业空间拓展，可采用的激励工具还包括：在法律范围内更多授权，鼓励基层针对现实问题的管理创新行为；建立有效容错机制，让基层工作人员敢干事、干成事；肯定、认同基层工作人员的付出，增进信任；以及增加基层工作人员在职培训的机会，等等。

篇三：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基层做好疫情防控方面存在问题三篇

　 疫情防控存在问题篇一

　 问题一：公共环境治理能力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城市公共环境治理方面还存在短板死角，要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媒体链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此前一项调查发现，在全国 21 个大中城市中，50%以上的餐厅经营野生动物的菜肴，46.2%的城市居民吃过野生动物，2.7%的居民经常吃野味。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兰秋认为，野生动物虽然在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中居于重要地位，但也是很多人兽共患病病毒的天然宿主，野生动物源性疫病已成为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的突出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是公共卫生环境治理的重要课题。

　 以此次新冠肺炎为例，在疫情蔓延过程中，作为集中发生地之一的华南海鲜市场，占据汉口火车站旁的黄金区位。其非法的野味交易和恶劣的环境，缺失的检疫证明、生意兴隆下的脏乱差、屡传拆除而难拆的现状，为病毒的侵袭提供了入口。其地处火车站旁的区位，又为疫情的蔓延提供了渠道。

　 解决方法：加强法律实施和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关部门要加强法律实施，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

　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还要抓紧出台生物安全法等法律。

　 问题二：物资储备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如防护服等）储备严重不足，在其他储备方面还可能存在类似问题。

　 媒体链接突如其来的疫情，向防疫物资供应提出了巨大挑战。连日来，不仅抗击疫情前线对专业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红外测温仪等产生了巨大需求，普通民众对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防护、消毒用品的需求量也呈几何级增长。一时间，“一罩难求”。尽管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恢复产能、扩大产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口罩、防护服等物资，但尚未能从根本上全面缓解防疫物资供应的吃紧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我国现行的医疗物资储备制度存在短板。（中国健康网）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和出口国，年产量约占全球的 50%。而这轮疫情爆发时口罩和防护服出现了如此大的缺口，凸显出我国在应对长时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过度依赖日常医疗物资储备，而生产企业信息不完善、应急需求信息不透明等生产储备不健全的问题。

　 在湖北省内，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多家医院由于防护物资紧缺，相继公开发布接受捐赠公告。在全国其他地方，随着疫情的扩散，防护物资缺乏同样成为医疗机构面临的一大难题。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称，为应对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我国依法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此次医疗机构防护物资的紧缺，凸显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在实施中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县级以上政府“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的规定亟待落地，同时，亟须建立疫情防控物资全国统一调度制度，统筹整合全国疫情防控资源。

　 解决方法：提升储备效能、优化产能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要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在关键物资保障方面要注重优化产能的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问题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见缝插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抗疫工作中最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莫过于重复报送各类表格。还有些干部作风飘浮、不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线，疫情防控基本情况一问三不知。

　 媒体链接与疫情的战斗就是与病魔的赛跑，必须分秒必争。然而，来自不同部门的统计表格使基层干部焦头烂额，但表格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多如牛毛的抗疫部署会、加油鼓劲会使基层干部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耗费了大量时间；一波又一波的上级检查使基层干部疲于应对，却没有带来解决医疗、物资等实质性困难的方案；个别领导干部接二连三喊出空洞的抗疫口号，却没有在实际行动中组织好抗疫工作；还有的领导喜欢拍照留痕晒表扬等“作秀式”抗疫，空做表面文章。

　 在基层防疫一线，时间紧、任务重、人手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大多数干部几乎没有“加班加点”之说，大多是“连轴转”。但对他们来说，疫情防控一线再危险、工作任务再艰巨都不怕，可怕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见缝插针”，伤害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和情感，消耗基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

　 一份表格背后，对应着一个上级单位的要求；繁多而重复的表格，则是某些工作缺乏统筹的表现。都想了解情况，又缺乏统一沟通机制，便各自发指令、下任务，结果就是担子全压到基层身上。“战疫”关头，基层需挨家挨户摸排情况，各大要道设点检查等，可谓“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精力就这么多，干部们花在填表上的工夫多了，用在其他工作上的力气自然就少了。明知有些事是无谓消耗，却

　又不得不做，实在是累人更累心。

　 解决方法：及时问责、严惩不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干部，对那些不会干、不能干的干部，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飘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疫情防控存在问题篇二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中，涉及我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省政府督查组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1、各路口进出车辆及车载人员身份核实不规范，由司乘人员本人自行填写身份信息，存在错填、瞒报个人信息现象。

　 整改情况：我镇在信息登记过程中，安排专人对照驾乘人员身份证件对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进行了详细登记，并使用专用相机拍照留存，不存在由司乘人员自行填写信息的情况。

　 2、农村群防群治工作不充分，农民防控意识不强，部分村社进村车辆和人员管控措施不够优化，进村车辆和人员登记缓慢，造成交通拥堵、车辆长时间排队；有的关卡只对外来进出车辆进行检查，对本村进出车辆及人员未作检查和登记。

　 整改情况：我镇在防控工作开展前期，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明确进出车辆登记标准，并充分调动农村党员干部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在各交通路口监测点安

　排值勤值守，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不存在交通拥堵、车辆长时间排队的现象。

　 3、一线工作人自身防护意识不强，防护措施不到位。

　 整改情况：为保障一线工作人员安全，我镇已在各交通检测点工作人员登记处米外设置安全警戒线。目前，由于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用具严重不足，正在向上级部门协调解决。

　 4、统筹协调不够，存在扎堆排查、重复核查信息情况，有扰民倾向。

　 整改情况：我镇由包村领导、干部会同村“三委”班子成员组成排查小组，逐社逐户进行排查，根据上级要求，需进一步补充相关信息，因此对部分人员信息进行了再次摸底调查。

　 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暗访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1、农村卡口检查点均没有御寒帐篷、体温检测设备，医用口罩紧缺。

　 整改情况：我镇共设置 xx 处村级检测点，目前，已搭设临时帐篷 x 顶，已借用空置民房 x 处，剩余 x 处正在积极筹措御寒帐篷，争取尽快完成。因医疗物资短缺，体温检测设备暂时无法配备。

　 2、农村和城市小区部分群众还有扎堆聊天不戴口罩的现象。

　 整改情况：我镇已通过手机微信群、短信平台等，逐层向全镇干部群众发送了疫情相关信息及防控要求，讲清疫情严峻性，劝导群众不扎堆、不聚会，并成立了督查组对群众聚集多发地开展全天候巡查，各村基本不存在扎堆聊天不戴口罩的现象。下一步，我镇将举一反三，加大宣传力度，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3、xx 交界处卡口，车流量很大，但没有设立临时留观室，没有发烧人员转移备用救护车、医务检查人员没有防护服和目镜。

　 整改情况：我镇已与县物资保障组协调，为 xx 入口检测点增设帐篷 1，用作

　临时留观室。关于备用救护车、医务检查人员没有防护服和目镜的问题，由于没有物资设备，暂时无法整改。

　 4、xx 村宣传标语只有一条、乡村大喇叭没有用起来，宣传氛围不浓厚，私人诊所乡村医生个人防护不到位。

　 整改情况：已在各村增挂宣传横幅 xx 条；因乡村大喇叭损坏，已与县广电公司协调维修，将于今天下午启用。针对私人诊所乡村医生个人防护不到位的问题，已由镇中心卫生院牵头，加大对各村卫生室、私人诊所的检查指导力度，对防护措施不到位的现场督促整改。

　 5、镇中心卫生院对发热等症状就诊病人没有全部严格按照规定流程进行预检分诊。

　 整改情况：由镇中心卫生院统筹协调工作人员，增强发热门诊医护人员队伍，增设“发热病人预检分诊处”标识，严格按照规定流程进行预检分诊。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下一步，我镇将严格落实各项防控工作部署，不断完善应对方案和措施，扎实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地点、重点人员，举一反三，细化任务，靠实责任，即知即改，确保无一遗漏、无一死角，确保精准到户、精准到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存在问题篇三

　 一、了解的基本情况

　 通过摸查统计，发现各区县按照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迅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

　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认真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控制和减少传染源。对已在 XX 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 14天的要求。

　 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配合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所有进入 XX 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 XX 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 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

　 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利用流动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及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 XX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XX 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醒和劝告。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

　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

　 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湖北（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情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 xxx 人中，公安渠道提供的仅为 xxx 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准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湖北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

　 3、专业知识和专业力量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力量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XX 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现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具体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 14 天潜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

　 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

篇四：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下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思考

　 当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法治问题为：农民公共卫生法治意识不强，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法治人才不足，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执法存在困难。为此，应采取以下破解之策：加大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营造乡村基层治理浓郁法治氛围;加强机构建设，夯实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人力基础和组织保障;加大对乡村危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执法力度。

　 今年春节，当人们还沉浸在欢度佳节的喜悦之中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迅速侵袭了我国大部地区，农历大年初一，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的召开，全国拉开了全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序幕。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出

　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毫无声息的出现在人类对于自身掌控自然和社会信心爆棚的今天，是对人类的一次“当头喝棒”，使我们避之不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肆意横行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且给患者带来了生理上的痛苦和极大的心理压力。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疫情当前，如何提升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保障农村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乡村基层治理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稳步向前发展，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一、疫情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法治问题剖析

　 为了获得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关于乡村公共卫生法治现状的实证资料，笔者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网络等途径对自己远在 XX 省 XX 市 XX 县 XX 镇的家乡的几个行政村的 69 个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所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从业状况、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等各种情况分布都较为合理，所得到的各项调查数据应该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当地农村的公共卫生法治状况。

　 1. 农民公共卫生法治意识不强

　自古以来农村地区就是熟人社会，“讲人情”的思想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农村村民世代毗邻而居，并且其中

　还穿插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姻亲关系，彼此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虽然由于当前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传统的乡村社会模式受到不小的冲击，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固守着自己农村家园的老一辈村民的思想观念里，互帮互助、礼尚往来、注重人情等传统习俗依然根深蒂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群众公共卫生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即便明知亲戚邻居得了传染病，为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也要前往看望，而且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以表明对生病的亲戚朋友的不离不弃。更很少主动接受公共卫生法律知识的灌输和熏陶，很多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公共卫生合法权益，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哪些公共卫生法定义务。其根源在于农民公共卫生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公共卫生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无知。在网络问卷调查中，仅有不到百分之十八的村民了解一些有关传染病防治、野生动物保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

　 2. 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法治人才不足

　当前，农村基层法治队伍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缺乏年轻干部、工作人员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很多地方乡镇司法所都只是二人所，且工作人员老化、后继乏人，工作力量明显不足。村民理事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务工作站等村级组织都缺乏专职法律人员，

　工作人员大多是由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及农村志愿者等兼任，因缺乏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学习从而导致提供的法律服务良莠不齐，质量无法保证。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差别的存在，使众多的高校法律毕业生在选择就业时不愿加入到农村基层法治工作队伍中来，从而导致乡村基层法律人才普遍缺乏，进一步拉低了乡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3. 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执法存在困难

　一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公共卫生法律知识学习不到位，公共卫生法律知识欠缺，当前疫情下，暴露出其依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不高。另一方面，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执法较难，主要反映在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法不责众”错误思想的影响，觉得大家都这样自己便也不以为然。在极少数地方暴力抗法的现象甚至时有发生，公共卫生行政执法难以顺利落实，良好的法律规范在广大农村地区根本就没有通过公平有效的执法行为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二、疫情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破解之策

　 疫情当前，我们要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成功地打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1. 加大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营造乡村基层治理

　浓郁法治氛围

　作为推动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保障性工作，当前农村公共卫生法治宣传教育应当突破原有的方法和模式，创新性地开展公共卫生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乡村基层治理营造浓厚的公共卫生法治氛围。一方面，深入开展乡村公共卫生普法工作。在普法方面，过去我国大多数地方存在着宪法、刑法、民法等一般性普法非常多，而像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等公共卫生方面的普法是少之又少。迅速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需深入开展乡村公共卫生普法工作，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微博、抖音等形式，切实把公共卫生法律知识交给农民，让广大农民群众逐步了解到自己享有哪些公共卫生法律权利以及应当履行哪些公共卫生法定义务、疫情防控中哪些行为是违法、哪些行为是犯罪等公共卫生法学知识，逐渐养成自觉尊法、积极学法、认真守法、随时用法的法治思维和理念。当前疫情下，我们要重点普及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知识，以案说法，让广大村民在耳濡目染中不断增强公共卫生法治观念和意识。

　 2. 加强机构建设，夯实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人力基础和组织保障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加强机构建设，提供坚实的人

　力基础和组织保障，造就一批素质过硬的基层公共卫生法治工作队伍。首先，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法治机构建设，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建立健全乡镇公共卫生法治网络平台，加大基层人力、财力和物力向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法治机构的倾斜。激励广大乡村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努力工作，为农村农业农民提供及时的公共卫生法律服务。其次，培育发展农村基层公共卫生组织，为乡村基层公共卫生治理法治化提供组织保障。农村基层公共卫生组织成员主要由农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妇女代表会、村民小组等基层组织人员所组成，他们虽然原来各自具有不同的工作范圍，但由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大多来自于农民的一员的天然身份优势，容易与广大村民打成一片，所以可以为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在农村地区的有效贯彻落实提供一个合适的载体。

　3. 加大对乡村危害疫情防控行为的执法力度

　疫情就是命令，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非常时期更要严格执法。乡村公共卫生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法，不能执法不作为、少作为、慢作为。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口罩、医用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和米、面、蔬菜等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

　广大农村地区在疫情防控期间安定有序。对于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员要进行严格问责。同时，要在法律法规框架内严格公共卫生执法，切实把握好执法的力度和尺度，心无旁骛地将法治作为解决疫情下乡村基层治理问题的压舱石、定盘星。切实防止出现借疫情防控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的卑鄙恶劣行径，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控制疫情的蔓延，打一场漂亮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痛定思痛，谁也无法预言，未来还会有下一位全新的病毒降临在我们地球上吗？但只要我们认真反省，找出隐患的根源，在法治的轨道上加强乡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下一次隐患发生的风险。

篇五：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化疫情防控中的社区治理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社区治理是落实、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最后一公里”。当前，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社区治理依然面临防控共识凝聚力弱、公共卫生资源短缺、特殊群体难以纾困、多元主体难以协同的困境。为了建立社区治理共同体这一坚强的防控堡垒，社区治理应在思想上筑牢“党建+”理念，凝聚居民防疫共识;在方向上强化“互联网+”建设，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效率;在行动上积极社区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提升社区应急处理能力;在机制上完善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相互协同体制，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社区治理成为落实、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最后一公里”。当前，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如何将重大疫情防控的压力转换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进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已成为当

　前社区治理的重点问题。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关口。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一、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发展逻辑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实现国家治理总体目标的措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治理始终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政策顶层设计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视。从社区治理政策的发展来看，2000 年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明确了社会主义社区建设的共同体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一系列概念从“管理”转变为“治理”，社区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从单一的政府治理拓展为各类权力部门、公共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多向度相互影响，体现了公共事务相关主体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平等参与和协商互动。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社会组织、企业，社会单位、居民等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之治”的 13项制度，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题中之义。社区治理需要坚持问题意识，围绕老百姓的身边事，与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相结合，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二）理论逻辑

　社区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团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空间的向外延展使传统的封闭社区逐渐被开放的社会体所取代，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形态也经历了从封闭的地域共同体走向开放的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历程。现代交通通信手段的革新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加强了人们跨地域空间的社会联系。正如鲍曼所言，“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社区作为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生活空间，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亦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重构彼此间关系的重要载体，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存在于空间意义上边界划分已无实际价值，社区的真正意义是借于此所形成的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等情感联系纽带。社区治理的意义也日益凸

　显为在“国家——社会”二元治理结构下解决个人与集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矛盾与沟壑的具体方式。社区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必将持久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内部。

　当前，新冠病毒已波及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成为需要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的常态化重大疫情。社区作为外方输入、内防扩散的重要关口，不仅是全体成员共享治理成果的利益共同体，更是所有人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疫情防控的重大考验，社区治理能力与疫情防控效果密切相关。

　二、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难以凝聚防控共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城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产生了各种拉动力促使人口的转移，社区聚集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血缘关系的陌生个体，使社区成员的构成呈现出“异质化”的特征。成员结构的复杂弱化了社区生活的共同性，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居民生活形态。人员流动的加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也打破了传统的社区生活规则。邻里之间缺乏共同生活的目标、兴趣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陌生感和防备感，社区成了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

　的人群汇集的“机械结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居民隐瞒真实行程信息，欺骗调查走访人员，编造虚假的身体健康信息，隐瞒已出现的发热和咳嗽等症状;有的疑似病例蓄意隐瞒密切接触者行踪，放任家人多次在外活动并密切接触人群;某些归国华人公然抵抗隔离观察规定，导致发生了病毒扩散的恶性公共危机事件。毋庸置疑，全体居民的主动配合是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基础，任何藐视公共利益的行为势必干扰和降低社区治理工作有效性。膨胀的自我意识和自私自利的行为导向破坏了社区疫情防控整体的协同格局，阻碍社区治理工作的有效推进。

　（二）公共卫生资源短缺

　作为居民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网底，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对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和关口前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自疫情暴发以来，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供给不断反映出资源不充足、分配不合理、保障不平衡的问题。据统计，XX 年，我国诊疗量从 X 亿人次增加到 X 亿人次，增长 X%;同期的执业医生从 X 万增加到 X 万，仅增长 X%。在我国，公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属于差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社区医院既没有独立自主的人事聘用权，也没有薪酬决定权。然而，由于社区基层卫生医疗行政级别低，与同处于公益二类的公立医院相比，

　医务人员的薪酬缺乏弹性，工资待遇偏低。此外，受编制限制，社区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向上流动的空间有限，专业医疗岗位缺乏吸引力，很难留住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从我国医疗卫生的供给情况来看，居民医疗卫生供给的核心是具有丰富专业技术人才资源的二甲、三甲医院。与这些医院相比，社区医院缺乏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防疫设施，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不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结合能力差。人们通常選择高级别的医院或者定点医院进行感冒症状以上的医疗求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在疫情防控中未起到实质性的排查监测作用。

　（三）难以纾困特殊群体

　复杂的人员结构和人员异质性特征衍生出复杂多样、层次不一的公共需求。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和隔离措施的实施，社区产生了一些特殊群体：低保家庭、独居老人、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残疾人、无人抚养的事实孤儿……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重病重残人员等。妥善安置和照顾特殊群体是对社区治理执政温度和精细化水平的考验。然而，社区作为非行政的组织形式，在统一调配资源构建救助体系的问题上，既不能通过组织制度和奖惩措施将所有成员纳入其中，也不能通过契约关系将居民与社区联结起来。如何精简办事流程，加强对特殊群体的走访探视和帮助，

　启动社区救助体系，帮助行动不便、经济困难的特殊群体代购生活用品、常用药品，提供就医支持和经济援助等是常态化疫情中社区所面临的重要治理问题。

　（四）缺乏多元主体间的有效协同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机构，存在居委会，工作站、业主会、物业公司、社工服务机构和广大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方式和治理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居委会接受街道的行政指令，是社区中的行政主体，居委会所主导的社区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构成了社区的行政化治理体系，其行为逻辑遵循命令与控制的原则;物业公司围绕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开展活动，是典型的市场主体，遵循“选择与竞争”的基本逻辑和自由竞争法则;广大居民、业主委员会以及非营利的社工服务机构是社群主体的代表，遵循“认诺与遵从”的原则，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来协调活动。由于多元治理主体实力不均衡，社区治理常常受到精英力量的主宰。当行政力量过强时，行政力量可能跨越权力界限过度干预对市场或社会力量，从而产生权力的错位和越位。社会力量由于经常处于非组织形式，是社区治理的模糊地带，欠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途径，治理效能较为低下。然而，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单独依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就能达到善治目标的实例并不

　常见。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同，如何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协同效应，将对防疫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成效产生直接的影响，是考量国家防疫政策在基层治理中落实的关键。

　三、社区治理共同体疫情防控的路径探讨 （一）强化“党建+ + ”理念，凝聚社区防疫共识

　1.广泛宣传，发挥制度优势。发挥社区党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的作用，提高社区治理政治站位，发挥党员的带头示范效应。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在基层、落实在社区一线。创新宣传方式，运用通俗易懂、最接地气的明白话向人民群众宣传抗疫、防疫知识和政策法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克时艰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家风，营造良好的防疫道德风尚，培养居民理性自觉、勇于担当、合作互助的共同体精神。

　2.依法抗疫，严格管控违法行为。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第 1 号公告已明确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对于任何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拒绝强制隔离、疑似感染者和处于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

　者不服从管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编造和传播谣言、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捏造事实诽谤医护人员等行为均依法进行惩治。社区党建工作者应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学习法律知识，遵法守法。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引导社区居民尊重科学，消除恐慌情绪，不传谣不信谣，更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动，严格做好各项卫生和防控工作。引导居民戒除不良生活陋习，减少聚集，传统节日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等都应从简。

　3.完善责任机制，保护群众生命安全。采用“纵横交错、联防联控”的责任管理机制，在纵向上构建“社区（村）书记—网格员—楼道长—家长”分级管理机制，确保防疫責任落实到人;在横向上建立“居委—物业—社区医院—公安”等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制定具体的突发或应急处置方案，制定具体的防控工作流程，提升社区卡口防守标准化水平，明确责任划分，有效推进社区防疫。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原则，积极关心患病和生活困难的居民，为成员提供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引导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信任，让社区成为居民疫情防控的精神家园。

　（二）强化“ 互联网+ +” 建设，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效率

　1.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疫情监测效率。加强互联网的技防服务能力，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作用是缓解社区疫情防控压力，提高社区疫情防控效率的有效

　途径。大数据在病源追踪、疫情监测和防控中有力地提升了社区政务对疫情态势的研判和防控部署效率。疫情暴发后，很多地区采取了大数据的手段进行疫情防控。在广州，疾控办联合企业推出“穗康”小程序，市民和来穗人员足不出户即可申报登记本人 14 天内离、返穗情况及健康状况。在山东烟台自贸区，为了监控社区人员的流动情况，社区以数字信息化为手段对社区人员流动施行电子凭证管理，他们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通过电子凭证介质建立防疫工作管理后台，收集了所有社区居民的身份信息，居民出入小区须通过硬件设备核销电子凭证，工作人员在管理平台上可立即确定人员的身份。通过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平台，工作人员完成了对该区域 22 个社区、近 2 万人户籍居民的追踪、健康监测、防疫宣传和封闭化管理等多项工作。大数据加强了社区间疫情监控的联动效应，提升了社区精准防控水平。通过百度地图等程序收集收集人员流动数据，密切监控确诊和疑似病例的行动轨迹，通过使用“健康码”管理重点人员，进行风险分析，帮助居民了解疫情动向，助力复工复产。

　2.积极发展在线诊疗，拓展居民就医渠道。为解决居民就医困难，降低交叉感染概率，弥补社区医院水平不足的问题，社区可积极发展在线诊疗业务，充分运用现代化医疗信息手段，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免费互联网诊疗或线上咨询，并为慢性病患者开诊疗处方，利用互联网进行居家健康检测

　和联网诊断，社区医院可针对隔离对象、疑似病例建立“监护医生”一对一监测服务制度，通过电话、APP、微信为病人开展咨询和随访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在线问诊、在线诊疗的需求。在保障方面，进一步推动在线医疗纳入医保支付范畴，为在线诊疗服务提供政策支持。

　3.搭配物联网，保证居民正常生活。在居家隔离的场景下，推动物联网建设将成为满足居民正常生活的重要保障措施。社区应积极运用电子商务平台优势，打通农副产品直供家庭的供应链，组建新型城乡供销社，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 和边缘计算平台建设，打造智慧社区。稳定居民消费，加快释放新兴的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进一...

篇六：基层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及建议

下 基层社会治理 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建议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防控疫情期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站在前线的基层公务人员，其辛苦、心酸和承受的巨大压力，自不待言。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和公务员的表现和作为，暴露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分析总结新冠疫情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研究其对策，是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郡县治，则天下安”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放在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底层和基石，能否有一个善政良治的基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家能否善政良治。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当前，如果说医

　院是抗疫的第一战线，基层社会可谓是抗疫的第二战线。疫情大考，重在基层，难在基层。而疫情防控期间，却暴露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不少问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挑战

　 一是基层组织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后，许多基层组织做得不错，部分小区出现无一人感染或疑似病例，赢得居民的尊重，但同时有不少基层组织严重不作为。2020 年 2 月 11 日《环球时报》记者报导，武昌区转移重症病人时，仅靠一名缺乏防护的公交司机，并无任何基层工作人员接洽跟车及组织病人入院，令这些重症的新冠肺炎病人被困在寒夜的街头，因而遭至中央督导组的问责。再如，为了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染，武汉小区干部应该想尽办法严格管理下辖小区，建立统一配送生活物资的制度。可实际情况是，全市只有部分小区能够严格管理小区，积极组织物业配送物资，许多小区不管不问，任由小区居民随意去人员拥挤的超市买菜，增加感染的风险。

　 二是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 齐。疫情防控期间，基层公务人员普遍非常辛苦忙碌，有不少基层公务人员做出了表率，很多人从农历新年前疫情爆发直到疫情解除之前都不能休息，一直在高强度地轮轴转。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基层机构和一线公务人员在防疫过程中，表现出种种粗暴、乱作为、

　不作为和缺乏人性化管理能力的乱象，反映出基层公务员的素质能力不一。

　 三是治理手段简单粗暴。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农村干部的粗暴作风反映基层治理更加落后的一面。在防疫第一的高压下，不少乡村不仅封村，还打出雷人的标语口号，如“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今年上门、明年上坟”等。有的地方做得更绝，或者用大货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堵路，或者砌墙、搬来大石头作为路障，甚至故意把道路挖断，直接让交通瘫痪。当然，这些措施有的确实阻断了人员流动，有利于防控疫情的一面，但其做法的后坐力太大，过于简单粗暴。

　 四是对老旧小区的日常管理不够重视。在城市中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物业管理的小区，在特殊时期实施出入许可、体温监测、疫情信息传递等“特殊门禁”，可以获得较为快速的落地。而对于物业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其长期处于失管、脱管或“准物业”的被动状态，在疫情来临时便成为暴露在隐形危机中的脆弱地区。这类小区无论在空间管制还是社群关系上都更加“开放”，承受的“暴露”挑战和“管控”压力更大。

　 五是医疗物资储备不足。由于疫情期间的社会生产局部停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集中在医疗物资的及时供给上。“非

　典”之后，为应对 SARS 的暴发与流行，我国依法建立了医疗物资储备制度，但仍存在很多未落实的情况，导致本次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都迅速出现医疗物资短缺危机，许多一线医护人员连基本防护用品都短缺。即使湖北之外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多家医院也因防护物资紧缺，公开发布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六是健康保护宣传缺位。在健康保护意识方面，不少中国人的意识还不足，缺乏良好的健康习惯。本次疫情发生后，各级地区虽然启动了抗疫宣传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某些群众防范意识不足，不配合进行自我防护，发生疑似病状未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治疗，导致病情加重。还有大多数群众由于缺乏医学基础常识，盲目恐慌，轻信网络谣言，一夜之间对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一空。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全国确诊和疑似病例在逐步减少，但防控形勢仍然严峻复杂，远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阶段。基层又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只有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才能守住疫情的关键防线，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一是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疫情防控以来，各级党员干部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要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动员党员干部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定，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是努力提升基层公务人员的素质。不少基层公务人员教育程度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确实偏低，习惯于“唯上不唯下”，作风难免简单粗暴。尽管政府一直在尝试通过激励机制，让更多优秀大学生去基层工作，但整体而言，基层官吏的素质明显偏低，他们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直接，遇到类似防疫这样的大事，有些人难免行为失当。再者，现行行政体系容易造成基层空虚和超负荷运转，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官吏经常疲于奔命。

　 三是实现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受传统的政府管理思维影响，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依然注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政府主导过多而社区自治能力不足，基层政府和社会融合不够，社区的力量没有被充分激活。未来我们应在增强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着眼于满足自身服务需求的软性控制。同时，要以社区服务为核心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一是治理对象的精细

　划分，根据辖区内的小区和居民特点，例如可根据安置小区、普通商业住宅区和高品质商业住宅区的不同居民需求，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二是服务内容的精细划分，立足于居民需求，可提供免费的、有偿的，公益性的多种服务内容;三是治理手段的多样化，改变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探索协商式的、合作式、恳谈式的服务方式。”[ 四是对老旧小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疫情结束后，应对环境卫生状况差、物业公司不愿入驻、单位自建独楼等老旧小区，通过拆除破旧建筑、打通围栏隔墙、畅通消防通道、增加绿地面积、硬化场地道路等有效整合改造，吸引物业公司进驻，强化物业服务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小区失管、脱管的问题。

　 五是补足医疗服务领域短板。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在急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卫生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尽早规划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仓库，对应急医疗资源进行梳理，加强应急医疗资源储备，以满足灾害医疗急救用品需要;财政部门应有计划安排应急医疗设备的添置、更换资金的支持，不断提升和提高本地区应急医疗质量与水平。

　 六是切实提升居民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一方面，社区

　处于最基层、最前沿，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开展健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

　 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使公民具有定的医护基础。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治理是城市管理者的必修课。城市管理者应当从疫情带来的輿论机中深刻反思，及时总结教训，确保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推动居民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教育进课堂、进社区、进农村，使公众面对突发事件心中不乱，能够正确的辨别头性媟体发布的信息，提高自我保护、科学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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